毛泽东“反帝反修”外交战略的内涵及其实践效应
舒建国
来源：人民网
本博网摘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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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世界局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格局逐步演变为美苏两超争霸。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导致中苏联盟破裂，其结果不仅使开国以来实施的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联苏反美“一边倒”战略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使中国逐步走上与美苏两大国同时相对抗的道路。为了反对美苏两霸，维护世界和平，捍卫中国权益，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外交的重点转向亚非拉国家，谋求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毛泽东制定的抗美抗苏“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全面主导并贯穿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使中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
一、“反帝反修”战略的内涵及其实践
1．高举“反帝”旗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侵略和控制全世界的霸权主义政策，积极倡导建立广泛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它压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加上美国顽固推行反华政策，中美对抗关系并未随着中美大使级会谈而发生根本改观。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毛泽东一直把美帝国主义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拉紧绞索”的思想为指导，同美国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炮击金门、马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妄图分裂中国的活动。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直接对蒋，间接对美”，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外交斗争相结合形式，支援了中东人民反美侵略的正义斗争，挫败了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和进行军事威胁的“战争边缘”政策，粉碎了美国策划的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使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丑恶行径更清楚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第二，警惕美国“和平演变中国。20世纪 50年代后期，美国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国务卿杜勒斯说：美国的责任是采取非战争方式对中国进行渗透，“尽我们之所能加速这一过渡，削弱共产党政权，改变其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1959年1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警惕美国的“和平取胜战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那么，“我们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顶上5年到10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1964年6月，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要警惕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指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破产”。毛泽东敏锐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极富远见的。
第三，大力援越抗美。从美国插手越南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对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给予政治、军事、物资上的巨大支持。1964年6月，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1965年 4月，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传话：“（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这可谓是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坚定立场的最明确宣言。中国说到做到，为援越抗美而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先后派出32万官兵赴越，并给予200多亿美元的物资援助。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第四，积极倡导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压迫全世界人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因此，他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2．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种种压力，批评和揭露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霸权主义错误，反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坚决捍卫中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苏联追求苏美合作统治世界，力图控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他们以为，只要一句话，大家就都会听从”。可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不随苏联的指挥棒转，为维护中国的权益，在尽可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不破裂中苏友谊及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策略方针，同赫鲁晓夫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
第一，严辞拒绝苏联1958年提出的有损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想控制中国的海岸线，“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赫鲁晓夫还不死心，在1958年7月访华时，重提此建议，毛泽东予以断然拒绝：“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第二，绝不允许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战略轨道。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苏联深恐战事不利于“苏美合作”，派外长葛罗米柯秘密访华，规劝中国作出让步。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示：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决不拖苏联下水。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美后突然来华，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蛮横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并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了错误；至于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根本“就是中国的不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对此进行严厉驳斥。赫鲁晓夫还替美国说情，要求中国立即释放5个在押美国特务，以取悦美国，毛泽东明确回答：将来可放，现在不能放。
第三，反对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论战，坚持反对苏联“老子党”。1960至1964年，中国就国际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同苏联展开激烈尖锐的大辩论，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和“九评”等十几篇文章，反击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然而，中国注意把中苏两党分歧与两国关系区别开来，郑重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国愿同苏联“共同对敌”。另一方面，毅然顶住苏联在国家关系上的压力和核政策上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1960年9月，邓小平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坦率地告诉苏联代表：“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1963年7月，苏联同美英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束缚中国手脚。中国对此进行了鲜明地揭露和坚决抵制；苏联的这一套是要“保持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地位”，“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1964年10月，中国独立设计、自行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毛泽东兴奋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虽是一句讽刺话，但赫鲁晓夫对中国施加压力、设置障碍，的确激发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
第四，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方针，抗御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挑衅。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制造数千起流血冲突事件，向中国炫耀武力。起初，中国采取克制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呼吁用和谈方式解决边界争端。1964年中苏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因苏方蛮不讲理而使谈判被迫中断。直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国才忍无可忍，进行自卫还击，多次打退大批苏军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武装进犯。同年5月，中国发表声明郑重宣告：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1969年 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也明确说：中苏吵架，应动口不动手。如果“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捍卫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以及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真诚愿望。
3．着重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广交朋友，夯实“反帝反修”的战略支撑力
1958年9月，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该放在亚非拉三大洲。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高度重视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这既是为了抗衡美苏的威胁和压力，又是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争取更多国际朋友的考虑，“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第一，积极支持被压迫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一时期，中国除大力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外，还从道义上和物资上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拉美人民的抗美斗争。对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中国也给予积极支持。之所以大力援助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第二，主动出击，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交往。刘少奇主席1963年和1965年先后访问亚非8国；周恩来总理分别在1956年至1964年3次大规模访问亚非国家，并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从而赢得了亚非拉3大洲人民的真诚信任和合作。1956—1965年间，先后有26个亚非拉国家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有22个亚非国家的首脑相继访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迅猛发展，这为抗衡美苏奠定了坚强的现实基础。
第三，奉行睦邻友好政策，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政府遵循友好协商、和平解决的原则，先后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同印尼妥善地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真诚希望并主张通过平等协商方式，公正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可是印度拒绝谈判，自恃有美苏撑腰，不断用武力破坏中印边界现状，从1959年3月开始蚕食中国领土，发展到1962年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1962年10月，中国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以自卫还击战惩罚了印度侵略者。但是，中国政府从中印友好的长远利益出发，努力谋求和解，不仅主动宣布停火、后撤，还将缴获的军用物资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被俘的近4000名军事人员。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受到世界舆论称赞：“中国不愿对印度打一场即使是胜利的仗”，表明“中国为亚非国家团结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伟大愿望”，在世界上“树立了空前的范例”。
4．区别对待西方发达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和增进与西欧、日本的关系，争取“间接同盟军”
1960年5月，毛泽东致信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世界人民能够结成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并不包括在其中。随着西欧经济力量的恢复和欧洲共同体的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倾向日益抬头。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执政后，拒绝在苏美英炮制的部分核禁试条约上签字，要求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核力量，不再参加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地反映了西欧同美国矛盾的加剧。这为中国逐步突破美国的阻挠，和西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然，这也促使毛泽东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渐渐发生变化。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个威胁，我们希望英法强大起来。1963年，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同阿登纳、戴高乐都是竞争对手，马列主义者要善于利用这个分裂。1964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国对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保持积极态度，不但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了友谊，而且1964年跟法国正式建交，1965年分别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互设商务代表处。中法建交，意义重大，被称为“突发的外交核爆炸”。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重视改善和发展对日关系。鉴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反华的现状，中国按照周恩来提出的“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从文化、体育、贸易入手，广开民间渠道，“以民促官”，大力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成效显著：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往，并达成了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1962年，两国人民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互设办事处，建立了半官方关系；1966年，中日贸易额高达 2亿多美元，这为后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反帝反修”战略中，毛泽东所强调的“反帝”和“反修”分量并非平均。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手伸到了全世界”，“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因而“美国是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主帅，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中苏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苏两党不团结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世界革命，对两国本身也是很大的损失，所以，“反帝反修”战略的侧重点是反对美帝国主义。
二、“反帝反修”战略的正面效应
“反帝反修”战略是在美苏争霸，并互与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形成的，也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民族气概的产物。这一战略的贯彻，不仅使中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拓宽了外交新渠道，而且为全世界人民开展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1．使中国顶住了来自美苏两家的巨大压力和威胁，捍卫了国家权益与民族尊严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美苏利用我国经济建设的暂时困难，掀起反华浪潮，使我国处于南北受敌的危险境地。面对美苏的双重压力，毛泽东毅然举起反帝反霸旗帜，坚持对美斗争，用武装斗争和谈判方式相结合，粉碎了美国霸占台湾，分裂中国的美梦；通过援越抗美，挫败了美国以越南为基地遏制中国的企图。坚持与苏抗衡，对苏联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干涉中国内政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进行严正斗争；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奋起反抗，回击了苏联对我国的武装挑衅。“反帝反修”战略的实施，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自力更生建设自己家园的国际形象，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与神圣尊严，从而经受住了险恶国际环境的真正考验，使中国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这可谓是“反帝反修”战略的最大功绩。
2．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为我国摆脱美苏联合反华的孤立局面和重返联合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把团结第三世界广大国家，组成国际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开展反美反苏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和战略立足点。“反帝反修”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对外关系在亚非拉三大洲大放光彩。中国通过全力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拉国家平等交往，相互尊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注重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和深厚友谊，迎来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56—1965这10年间，有26个亚非拉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我国的外交空间大大拓展。此外，中国还与周边大多数国家友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若干问题，推进了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国际上朋友的增加，为中国摆脱美苏联合反华的孤立局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增添了重要砝码。
3．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工作获得战略性突破，争取“间接同盟军”大有收获
“反帝反修”战略的实施，使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国不仅同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了友谊与交往，而且跟法国正式建交，分别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互设商务代表处。中法建交，意义十分重大。这是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战略性突破，既使美国长期拉拢西欧盟国，联合反华、孤立中国的状态被打破，也为西方大国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交提供了成功范例。同时，对日本“民间外交”的蓬勃发展，既增进了中日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又使两国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建立了半官方关系，为1972年中日邦交化打下了基础。
4．强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反帝反修”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极大关注和支持。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我国大大加强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人民的抗美斗争，不结盟运动国家和人民反对美苏争霸的正义主张和行动等等，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积极援助。支援方式多种多样，除公开发表声明和在国际上主持公道外，还有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无息、低息或赠送的款项，以及培养军事干部和承认新独立国家等形式。中国的巨大援助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为维护世界和平增添了新生力量。
5．不畏强权、勇于斗争、自主自立，为世界人民开展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铸起一座雄伟的精神丰碑
“反帝反修”战略的实施，可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开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斗争的一幕波澜壮阔的话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美苏联合反华的惊涛骇浪，毛泽东没有丝毫的退缩，毅然制定和实施“反帝反修”战略，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显示出藐视一切、战而胜之的英雄气概；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执著信念；独立思考、灵活应变的超凡睿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主持公道、慷慨济贫的博大胸襟，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正气浩然、独立自主、自强自立的高贵民族气节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当今世界开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铸起了一座光辉灿烂的精神丰碑。